從《半沢直樹》看香港管弦樂團攝影風波
男中音戈爾納在香港管弦樂團中因相機而突然停止演唱,把攝影者叫停的一事,不斷升溫。應了的,卻是《半沢直樹》的名句:「部下的苦勞是上司的功績;上司的過錯卻是部下的責任。」
筆者在這個星期休假,終於可以追煲人氣日劇《半沢直樹》。雖然一集都未看,但在 Facebook 洗板之下,早已知道全劇的主綫和其中的幾句金句。開戲前一天的洗板 Cap 圖,正是這句「部下的苦勞是上司的功績;上司的過錯卻是部下的責任。」
這句說話,在我只看了兩集的這刻,已經很深刻。
這個星期,男中音戈爾納 (Matthias Goerne) 在香港管弦樂團中因相機而突然停止演唱,把攝影者叫停的一事,不斷升溫。我在音樂會後一天 寫了一篇博文。由於我不在音樂會現場,所以只能從不同的在場觀眾下打聽出了什麼事,加上觀眾朋友所在位置不同,事件版本有點眾說紛紜。上文我寫道:「對於是樂團官方攝影師的說法,我還是有點保留。樂團何以會容許自己手下的攝影師如此做,有點違反樂團行政人的常理。」
本周一,劉偉霖 在《信報》撰文,似乎事情已有定調了。
正如我所說,這事發生得「有點違反樂團行政人的常理」。據說,肇事的攝影師是坐在樓座正中央的位置。先不說這位置不很方便:通常大家見到的攝影師,總是在音樂廳走來走去而獲取最佳位置,就是對於攝影師而言,坐定定拍照,角度也很有限。所以,在文化中心辦過音樂會的主辦者,都有些喜歡的常用位置:居高臨下的 VIP Box 1、輪椅人士廂座等等,都是出入方便而又不多觀眾的地方(場館前台對輪椅廂座還很猶豫,畢竟那兒也有觀眾的)。而在樓座正中央位置放攝影師,還要勞動票務 block 位。這是典型的捨易取難。
更深層次的問題,卻是為什麼表演者事先不知道。古典音樂藝術家對拍照異常敏感,正如我們做訪問,通常事先會問可否攝影,因為他們絕對可以不希望拍照的。在訪問傾談下還對鏡頭敏感,在表演時則只有更甚。如果主辦樂團要在演出拍照,大都會先得到演奏者或其經理人同意,甚或是要在訂定合約時候講明:「相片」這個字,根本就是古典音樂合約中的常現詞。
那麼,表演者會否在舞台才忽發奇想,或是本來沒有預料到這麼騷擾,才出言阻止呢?當然可以。但是,作為行政人員,最重要的關鍵詞,是「溝通」。所謂溝通,不是「我給你發了個電郵啦,難道你不知道嗎?」那種溝通。溝通根本目的,是要為演出成功而所作的一切協調努力。你說給經理人發了電郵,那麼表演者知道嗎?表演者知道那是什麼樣的鏡頭嗎?知道攝影師坐在哪兒嗎?他表現得很願意攝影還是不太願意嗎?如果不是的話,那麼就是表演者對即將表演時的情景沒有十足把握,表演失敗的責任,就很不公平地落在表演者身上。所以作為行政人員,溝通的責任異常重大。
這些沒有 black and white 的問題,很靠經驗 to do the right call。但往往最重要的問題,卻是「我為何要這樣做」。到底在音樂會中攝影男中音演唱開口的情景,有什麼獨特價值,而不能以完場鞠躬的照片取代?
事件發生後幾天,我已知到攝影者是誰,令我一時啞口無言;在周末教授的藝術行政工作坊完結後,同學也一時熱列討論,說為什麼可以這樣發生。我一直不願相信這事的傳言,是因為所有牽涉的人和機構,都是如此有經驗的人,絕對不是「業餘」,我更不願相信香港比外國差的論調。但是,如果把這件事的矛頭單純指向攝影師,我則覺得很不公平。當中因着策劃的不足而令整件事尷尬的,絕不是攝影者:他只是奉命行事的工作人員。他所收到的,是上頭的指示。
「部下的苦勞是上司的功績;上司的過錯卻是部下的責任。」大家見到這幾年港樂幕前幕後精采瞬間的照片,不妨細味這句話,想想以往苦勞的功績由誰來領,今次的責任要給那裏擱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