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生的兩個轉向——訪問鄧樂妍
成為作曲家,對女孩子而言,是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?鄧樂妍在人生中,做了兩個與眾不同的決定,而踏上這條不多女孩子走上的音樂之路。
成為作曲家,對女孩子而言,是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?鄧樂妍在人生中,做了兩個與眾不同的決定,而踏上這條不多女孩子走上的音樂之路。
訪問及撰文・胡銘堯 Dennis Wu
攝影・www.trio-photo.com
地點・Tango
鄧樂妍四歲時在媽媽的影響下開始學琴。不過,她在十歲的時候,做了第一個與眾不同的決定,令她不像其他女孩子,只埋首在鋼琴上。
「爸爸希望我在音樂事務處(當年還稱作音樂統籌處)學一件比較特別的樂器。而我的小學是下午校,音統處在上午有的樂器班,只剩下了笛子和嗩吶。」鄧樂妍說,那時她不還太清楚嗩吶是件什麼樣的樂器。後來,她選了學習這件經常被聯想為婚喪場合專用的雙簧片樂器,成為極少數學嗩吶的女孩子。經過幾年的努力學習之後,她很快掌握了這件不太容易取悅人的樂器,瞬即成為學校和業餘中樂團的熱門人選。鄧樂妍回憶說:「中學時期,我所有的星期六和星期日都在樂團練習。」而她亦乘趁機學習林林種種的樂器,例如二胡、薩克斯管和結他。那時候的她,還沒有太多理會樂器是來自什麼地方和文化。
第二個決定,是在讀大學時定下的:「我的大學同學大都是主修鋼琴的,也有些會主攻音樂教育,但就沒有人像我一般,由主修演奏轉為主修作曲。」香港的大學,就是有名的男女不平衡,總是女生比男生多,而各大院系的音樂系,這情況尤其明顯。「我常說我讀音樂系時其實是一所女校。」我們一笑,想當年我讀音樂時,男生也是稀有品種。「畢竟我中學是讀女校,那又沒有太不習慣。」
在進入大學前,鄧樂妍已在香港中樂團兼任自由樂手,開始參與職業演奏。正正是一心想成為專業演奏家的念頭,令她擠身進大學專修音樂的課程中。但是,在大學讀音樂,卻為她開啟了另一扇意想不到的門。「我認識到基治 (John Cage) 的音樂,受到很大啟發;學習即興演奏,也是另一大發現。」她在這幾年間,決定繼續向創作發展,朝着嚴肅音樂界中為數不太多的女作曲家發展。
不是性別攸關,而是性格攸關
究竟要成為女作曲家,有什麼特別的困難之處?立即想到的是,要兼顧家庭?但鄧樂妍並不如此認為。
「莎里亞荷 (Kaija Sariaaho) 就是個很好的例子。」她談的是一位著名的芬蘭作曲家。「她帶着子女回校,就在這時也可以思想着創作的點子,埋首工作時就將那時的啟發寫進音樂內。」她說,現在世上不缺女作曲家,莎里亞荷是其一,還有俄國的古拜杜蓮娜 (Sofia Gubaidulina) 是另一位最頂尖的女作曲家。比較年輕,但已在作曲界立足好一陣子的,有中國的陳怡和韓國的陳銀淑。
鄧樂妍認為,現代女性很獨立,在事業上往往有自己的一套。「有些人會選擇在事業間兼顧家庭,有些人不一定要選擇結婚或是成家立室,也可以獨立地活着。」鄧樂妍說。
反而,女孩子會顧慮的,或許是作曲的工作細節。鄧樂妍說:「作曲不像練琴,練習多少有着相應的成果。作曲的,可以花一個星期,在新作品上卻沒有什麼顯著進展。」
她認為,作曲家的工作,需要很大的自律和不少的策劃,但背後卻經常有着不可掌握的因素。「例如,如果你正在做的,是個多媒體的作品,寫成音樂之後,要製作聲音樣板,與其他參與的藝術人作多次溝通,得到共識後才可以走進錄音室錄音。」
鄧樂妍經常與香港舞蹈團合作,為他們寫舞蹈用的音樂,對這個音樂製作的過程,可謂相當熟悉。這過程需要的,正是來來回回討論和磨合的時間;但最後,還有更花時間的工作:進錄音室。「一首歌可能要錄幾個 take,之後要調較加效果,然後或者要加電子聲效,諸如此類。總之就是一個甚至是兩個星期,在錄音室中埋首工作至半夜。」
這種日以繼夜、廢寢忘餐般的工作,然後自己在夜裏回家,女孩子似乎比男孩子「蝕底」。但是,鄧樂妍認為,作為作曲家,就要擁有如此力量和專注力工作。「這是作曲家的個性,我想與性別無關。」
作曲家都是天生的完美主義者
那麼,是不是女性本身的完美主義,更適合作曲這專業?鄧樂妍認為,作曲家應該對自己音樂有着堅持,而這種堅持,是不分男女的。
「利蓋替 (György Ligeti) 是有名的完美主義者,對音樂大小細節和結構都小心地操控着。格拉斯 (Philip Glass) 的《沙灘上的愛恩斯坦》,聽上去是幾個小時一樣的音樂,但仔細地聽,音樂的細節在不停地變着,而且是有原因地變。格拉斯要求演奏者也很嚴格,就是要演成他所要的聲音。」鄧樂妍說。
不一定要是天生的完美主義者,才能成為作曲家。看着前輩作曲家的工作態度,鄧樂妍知道堅持自己的重要性,以及如何執着己見,從而建立自己的音樂風格。
而她建立的風格,正是非常獨特而很有她自己的聲音。自從在香港浸會大學畢業後,她到香港演藝學院隨麥偉疇和羅永暈學作曲和電子音樂。後來她到香港中文大學攻讀博士學位,師承陳永華和陳偉光。談到這幾年的時間,樂妍說:「我們亦師亦友,我們還會談論人生。」其後更得着美國富布賴特獎學金,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研究實驗音樂和多媒體製作。接觸過當今西方前衛和電子音樂的潮流,她就將這些都寫進自己的音樂:中樂團和管弦樂團的作品、舞蹈和劇場的音樂、裝置的音樂、將余光中和康明斯 (E. E. Cummings) 的詩寫成歌曲等等。《紐約時報》曾評論她的音樂「暗藏着中國傳統的音樂 ...... 織體通透,即使是如此多聲部的作品,也可以同時分得出哪幾個聲部在互相追逐。」她正是嚴肅音樂界中少有跨越文化界限,寫出真正屬於此地的音樂。
發現自己聲音的旅程
在鄧樂妍而言,嗩吶、薩克斯管或是其他樂器,都有着相同的地位。而作為香港的作曲家,有着獨特的意義。「我可以自由地思考,自由地寫作,不用顧慮歴史的包袱,也可以很自由地為不同的、中國還是西方的樂器而寫作。」
鄧樂妍說她很慶幸在當代音樂中找到自己的聲音,然而,作曲家的路途並不好走。「作曲家和藝術家都不易在社會生存;不論男的還是女的也一樣。」回望過去,以前沒有想過真的要當作曲家。「起初沒有仔細想。我只知道我很需要音樂,不可以沒有音樂,沒有音樂簡直活不下去。哪管是創作、編曲還是演奏,總之是離不開音樂。」但到現在,就是創作最令她感到滿足。「我花了些時間才知道創作對我有多重要;我愛那由無到有的過程。」
的確,能走上一條不多女孩子一同走的路,沒有太多同路人,但在這路上找到屬於自己的聲音,是無比的幸福的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