理察．史特勞斯：歷盡桑田賞遍浮雲的巧匠

交響詩《唐璜》(Don Juan) 中的主角，以英雄姿態出現，小提琴的旋律由最低的 G 音，瞬即攀上幾個八度高亢尖叫，為的就是要找世上最完美的女人。然後，一個又一個浪漫的邂逅，最終發現人生只剩虛妄，於是甘願死於敵人之手。

這首作品，成為理察．史特勞斯的成名作。現實中的創作者，卻是對妻子千依百順、專心一致的丈夫。

理察．史特勞斯 (Richard Strauss) 1864 年生於巴伐利亞 (Bavaria) 王國的首都慕尼黑 (München)。他的父親，是慕尼黑宮廷樂團的首席圓號手，而媽媽則來自一個富裕的釀酒家庭。爸爸法蘭茲 (Franz Strauss) 是一位當時最頂尖的圓號手，在歌劇院的樂團中，帶領過首演華格納的《崔斯坦與伊索爾德》 (Tristan und Isolde)、《萊茵的黃金》(Das Rheingold) 和《女武神》(Die Walküre)。之後，還會被邀前往華格納的拜羅伊特 (Bayreuth)，為他最後一部樂劇《帕西法爾》(Parsifal) 首演。

可是，法蘭茲的音樂品味，卻是極度保守，對華格納推崇的現代聲音嗤之以鼻。他鍾愛着海頓 (Joseph Haydn)、莫扎特 (Wolfgang Amadeus Mozart) 和貝多芬 (Ludwig van Beethoven) 的音樂，並且在史特勞斯年幼之時，大量地讓他接觸音樂；四歲習琴、六歲創作、八歲習小提琴，十一歲時，法蘭茲接手了業餘樂隊「狂野的耿格爾」(Wilde Gung’l)，讓理察多了一個近距離接觸音樂的渠道。這隊業餘樂團，本來是以演奏熱鬧的圓舞曲與匈牙利風格的輕音樂為主，法蘭茲接手以後，着手提升樂團的水準，每次音樂會都演奏經典的交響作品。理察參與樂團，在當中細心觀察，掌握了為樂隊創作的扎實技巧。十四歲時，他的作品在樂團首演，十六歲更擔任起小提琴手。

這些第一手經驗，讓理察可以親身感受複雜的管弦樂如何運作，也讓他在年紀輕輕的時候，寫下別具效果的作品。他為管樂而寫的《小夜曲》，在十八歲時於慕尼黑以外的城市演出，二十歲時他更登上指揮台，領導樂隊。

只是，他不能公開承認最吸引他的聲音，是來自當代最前衛及最具前瞻性的作曲家——華格納。這位作曲家的音樂，他的父親熟悉得很，但同時也極為厭惡。法蘭茲在拜羅伊特時，批評華格納「極端自我中心，長時間活在醉酒之中。」而他的當代聲音，更是不堪入耳。理察在十六歲時迷上了《崔斯坦與伊索爾德》，並且將樂譜反覆研讀。有一天，他彈了一小段給到訪的友人欣賞，父親立即認出，並大吵大鬧，禁止理察在家研究任何華格納的音樂。

但是，理察形容，自己那時已經是「徹頭徹尾的華格納迷」。

1885 年，理察．史特勞斯到了邁寧根 (Meiningen)，當上頂尖指揮貝勞 (Hans von Bülow) 的徒弟。初時他指揮合唱團，出席排練，一年後已經可以獨當一面擔任指揮。這樂團比父親的業餘組合水準更高，而且經常與大師合作，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布拉姆斯 (Johannes Brahms)。

史特勞斯趁機會向布拉姆斯求教，給自己的作品品評一番。布拉姆斯聽過年青人的交響曲後，說：「這裏很多以三和弦為主的旋律，每次出現只是節奏上的不同，堆疊起來，甚無價值。」

表面上，史特勞斯應聽允這位最被推崇的交響曲大師的進言，但是他一生人的音樂，卻很多都來自建基於簡單三和弦的主題。在往後幾年，他寫了多部交響詩 (Symphonic Poem)，以簡單音符為主題動機，堆疊變化，為大型作品提供推進力和統一性。當時，他深深認同李斯特 (Franz Liszt) 提倡的新意念「需以新的曲式實現」；交響曲的固有格式，在他而言已經走到盡頭，而交響詩的變化、音樂與意念的互動，卻還有無盡可能。

1889 年，史特勞斯到了威瑪 (Weimar)，亦即是李斯特常住的其中一所城市，接任為宮廷樂長。同時，他亦開始了大量地創作交響詩。《唐璜》在當年 11 月首演，其大膽而燦爛的管弦樂，捕獲觀眾歡心。「我的支持者追隨我到火車站，還緊捉着我的手親吻。我的名氣急劇攀升！」他對寫道。

史特勞斯不愛交際，卻是一位非常喜愛閱讀的人。他在空閒時就投入書本世界。他的交響詩世界，包含着廣泛、甚至是對立的題材：英雄式追逐愛情的故事之後，接着的是《死亡與變容》(Tod und Verklärung)，瀕死的藝術家回顧自己一生、痛苦地沉思理想怎樣沒有達成，直至靈魂離開身體才變成圓滿；《狄爾的惡作劇》(Till Eulenspiegel lustige Streiche) 中以愛捉弄女孩、教士與學者的狄爾為主角，《查拉圖斯塔如是說》(Also Sprach Zarathustra) 卻以在山中沉思，悟出人生真義並要下山向世人宣揚真理的查拉圖斯塔為靈魂。

1898 年，他已經完成了以上的大作，並且寫成了《英雄的一生》(Ein Heldenleben)。雖然樂曲題獻予年輕的指揮文告保格 (Willem Mengelberg)，但史特勞斯卻自己指揮作品首演，令人以為當中的英雄，其實是他自己。

「我不是英雄；我不是打仗的材料。」史特勞斯如是說。可是，曲中英雄抵受的不是炮火，而是「敵人」七嘴八舌的冷嘲熱諷，卻極像作曲家的生涯。

完成《英雄的一生》之時，史特勞斯只得三十四歲。他的人生，還未到一半，也未迎來最精采之時。但在這時，他身為歌劇指揮的名聲，已經響遍德國。這一年，他帶着新婚的妻子，北上至柏林 (Berlin) 接任宮廷歌劇院的指揮。

他的妻子，是名叫寶琳．迪阿娜 (Pauline de Ahna) 的女高音。他們在 1887 年邂逅，後來互生情愫。寶琳的演唱，往往懾人心靈，更被樂評人形容為「像燦爛和煦的陽光，在戰場間穿透照耀。」而她擅演華格納中的女英雄，曾在史特勞斯棒下領銜主演。

史特勞斯一生對她不離不棄。不單因為她既是優秀的歌手、又是出色演繹丈夫歌曲的演繹者，更重要的是兩人互敬互重。這種相敬，一點也不簡單：寶琳是個大醋酲，如果丈夫私下約會女生，她會大吵大鬧。有一次，她讀到一封由女生寄到史特勞斯家中的信件，說沒有在相約好的酒吧相見，她待丈夫遠赴英倫巡迴演出時，突然提出離婚。

史特勞斯花了極大努力，為自己解圍。雖然根本是個誤會，但是，單單找理由解說，能輕易解釋嗎？她雖然表面上要丈夫隨傳隨到，又要仔細周到，但是她會在私下的信中向丈夫說：「你是我的所有⋯⋯」°他會向她說：「我打從心底屬於妳的感覺與日俱增。」

友人如此形容這對夫婦：「我常看到兩人交換微笑，就是被愛感動的情感，我感到他們中間有着深厚的感情、根深蒂固的關係，即使寶琳是如何愛好爭吵，都對這段關係毫無影響。」

史特勞斯個人情感，全部傾注在音樂之中。結婚以後，他改為創作歌劇。《莎樂美》(Salome) 以執迷先知施洗約翰的狂女莎樂美為主角，繼父希律要得莎樂美歡心，傾國傾城也要她跳一舞。莎樂美以誘人舞姿，將身上裙襬一件一件脫去，最後卻要希律將約翰殺掉，皆因只有他死，她才可在聖人身上索取一吻。

1911 年首演的《玫瑰騎士》(Der Rosenkavalier)，則是神話式殺戮故事相反；故事的主角，年輕貴族奧克塔文 (Octavian) 伯爵，私會比他年長十多歲的元帥夫人，偷情期間差點被撞破，伯爵扮成女裝脫險，卻陰差陽錯底下，成為了粗野的歐克斯男爵 (Baron Ochs) 向未婚妻提親的玫瑰騎士。伯爵與男爵未婚妻蘇菲相遇後一見鍾情。最後一輪的詭詐與喬裝，剩下伯爵比他年長的元帥夫人與和他相投的蘇菲底下作選擇。元帥夫人慨嘆年華老去，優雅地退出，成全了伯爵與蘇菲。

這兩部歌劇，都以女性為主，就連伯爵奧克塔文，也是以女低音反串飾演。但是，歌劇中的情感、慾望、震驚與幽默，都不同層次地呈現。

《莎樂美》的題材非常敏感，首演製造不少話題，但是觀眾邊罵題材露骨、邊歡呼喝采。憑着《莎樂美》的熱潮，史特勞斯有着可觀回報。他在加爾米施—帕滕基興 (Garmisch-Partenkirchen) 購下一幢別墅，並在這裏與寶琳雙宿雙棲。他將會在這渡過餘生。

可是，史特勞斯的餘生，卻毫不平淡。

1914 年的夏天，在幾個星期間，列強互相宣戰，將整個世界扯進泥沼。史特勞斯沒有受太大威脅，但是浪漫而情感豐富的音樂，卻不是飽受戰火摧殘的人所渴求。戰後他完成的歌劇，沒有了以前觀眾的擁簇。對於史特勞斯所寫的舊世界、舊秩序，也被人感到已經是落伍過時。1924 年，他在維也納首演了以維也納名物奶油 (Schlagobers) 為題的幻想芭蕾舞，對於活在戰後經濟崩盤的市民眼中，是完全與社會脫節。

史特勞斯對此的回應是：「人們對我總是希望我有偉大的意念，總是要偉大的事。為什麼我總是沒有權利去寫自己喜歡的音樂？我忍受不了現在發生的悲劇。」

他說，他希望創造快樂，而且他也需要快樂。

只是在戰後的德國，快樂還是遙不可及。隨着經濟崩壞、戰爭責任全落在德國身上，納粹乘虛而入，給受壓的德國人提供振興的希望。納粹黨煽動民情，獲得不少支持，慢慢推動限制結社、言論等獨裁者路線。

1933 年，史特勞斯被委任為納綷黨帝國音樂院 (Reichsmusikkammer) 的主席。雖然，史特勞斯聲稱他只是被知會要接受此一虛銜，自己一生也從未入黨，但是他也不在表面已經拿取權力的獨裁者對抗。他說：「我只是希望避免更糟糕的不幸，付出一點努力，不會因着業餘與無知的人『重組』，而令德國音樂崩壞。」

在家庭而言，他也希望憑着自己的名聲，保護自己的家人。他的媳婦，是來自維也納富有商人的猶太人。在往後的日子，史特勞斯要出手拯救媳婦和家人，甚至到集中營門前跟警衛理論。

可是，單憑他的身份，他只能保護最近圍着他的人。媳婦的家人，因着是猶太人的緣故，將要命喪在集中營中。

而史特勞斯珍愛的德國文化，有形與無形間崩壞。他說他曾經為過巴伐利亞王國、普魯士帝國、德國帝國以至奧地利宮廷服務，懂得如何掌權的人打交道。可是，歷史卻讓他站了在獨裁者的一方。他經歷了歷史的黑暗，卻一如他自己的感情一樣，沒有、亦沒去言明。

這些無奈與悲歎，只能在音樂找到出路。

1945 年 4 月 30 日，正是希特拉 (Adolf Hitler) 在柏林的碉堡中吞槍自盡的一天。同一天，一位美國的士兵，來到史特勞斯的別墅門前，準備佔領別墅作指揮部之用。

史特勞斯面對着這位士兵，以英語說：「我是理察．史特勞斯，是《莎樂美》與《玫瑰騎士》的創作者。」彷彿以為，單憑這些，能讓不知是和平之士還是侵略者的人，會明白他是何方神聖。

僥倖的是這位士兵，竟然知道史特勞斯的地位。他住在別墅的消息，也在美軍當中傳開。不少人慕名而至，拜訪這位已屆八十、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的作曲家。史特勞斯更為其中一位，寫了一部雙簧管協奏曲。後來士兵在別墅門前，豎立不要騷擾的木牌。

史特勞斯雖然保護了家人、保存了自己的音樂，卻見證着德國被完全摧毀。「多年最貴重的文化努力，現在變成灰燼。慕尼黑國家劇院，亦即是《崔斯坦與伊索爾德》與《紐倫堡的名歌手》(Die Meistersinger von Nürnberg) 首演的地方、七十三年前我第一次聽到《魔彈射手》(Der Freischütz) 的地方、父親擔任圓號首席四十九年的地方、在我人生終結前見證了十部作品首演的地方，現在卻是我一生最大的悲劇。」

找不到安慰，也找不到希望。

最後，他將無奈的情感，訴諸音樂。《蛻變》(Metamorphosen) 展現積壓的鬱苦。歌德的詩，是他的啟發：「在世發生之事，無人真正明白，即或至今此時，仍無慾求理解。」音樂的終結，引來貝多芬《英雄交響曲》中的喪禮進行曲，樂譜以下書寫一句「悲悼」。

悼念的，或許是一位逝去的英雄，更貼切的，是集體泯滅的人性，與文化的崩壞。

理察．史特勞斯於 1949 年 9 月 8 日逝世。他離世之前，去納粹法庭撇清了他與納粹的關係。「他一生拒絕種族歧視的藝術政策，並逐漸與納粹的要員疏遠。」報告如此說。

而隨着史特勞斯的逝去，舊世界與舊聲音，也隨之飛逝。世界將在往後建立新的秩序，德國的浪漫主義也一去不返。與他相伴五十多年的妻子，也在他死後八個月，安詳離世。一個光輝燦爛的年代，從此落幕。

此文章為 「音樂遊蹤」講座系列：德國站講座系列 之專題文章。講座日期為 2019 年 7 月 3 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