舒伯特沒有發過的限時動態 ——音樂、文字與創作人的血肉之軀

文：胡銘堯

1824 年 3 月 27 日，舒伯特在他的記事本中，寫了以下一段：

沒有人能明白別人的痛苦或喜樂！我總是想像我們是共同進退，原來我們只是兩個各自走相同的路。噢，明白至此，何其痛苦！^[1]

大概在 3 月 29 日附近的某夜凌晨兩時，舒伯特又在記事本中寫了以下一段：

令人稱羨的尼祿！你的強大足以憑弓弦與聲音，就摧毀所有可厭的人！^[2]

而這幾天期間，還有寫下了這句：

我所創造的，是基於我對音樂與我的悲傷的理解；而其中的悲傷所產生的，應該是為世上帶來最少歡愉的事。^[3]

舒伯特把這些私人的感受，一口氣栽進筆記本中，讓我們一窺他心中隱藏着的情緒。這些筆記本的對象，是只為自己「出氣」發洩，還是為將來如我們的讀者般，我們當然沒法得知。但是，這幾段文字，卻像緊閉的門打開了一道縫，讓我們可以一探創作者緊閉着的內心世界，其內裏空間是什麼模樣。

作曲家其實不似我們所想，都有寫日記的習慣。他們大抵都埋首在自己的作品中，沒有時間寫其他文字。最著名有寫日記的作曲家，怕且只有舒曼:他在和克拉拉結婚後，就每天寫日記，記下生活的大小事，同時也記錄了兩人追隨音樂生活而難以保持的平衡。

舒伯特當然也沒有「寫日記」的習慣，但以上的文字，得以窺見他起起跌跌的情緒，其猛烈甚至跡近 歇斯底里。可幸這些文字得以存留，它們都不是在一本稱為「日記」的本子裏記下，而只是他的其中 一部筆記簿。除了這幾段文字之外，還有 1824 年所寫，好壞參半的詩歌。

舒伯特的劇作家友人鮑恩費爾德 (Eduard von Bauernfeld) 在他身故後出版的回憶錄中，順道把它 們以附錄的形式出版，而這些文字經常被舒伯特的研究引用。如果鮑恩費爾德沒有得到這些筆記本 ，又沒有把它出版的話，這些隨想簡直就是「寫後即焚」，舒伯特把它寫低、發洩完畢後，就會被自己、被世人和被歷史遺忘。

我們不知道有多少舒伯特的想法流逝如斯。

舒伯特在之前的一年，過得特別困難，因為他得了病。

1823 年 8 月 14 日，舒伯特向詩人紹伯 (Franz von Schober) 寫了以下的信件：

雖然我稍晚着筆，但我希望這封信能在維也納與你相遇。我忙碌地與雪弗來往，現在也康復得七七八八；但我也懷疑結果能不能完全康復過來。現在我的生活各方面都一切從簡，定期往外 散步，寫歌劇和閱讀史葛 (Walter Scott)。^[4]

而在同年的 11 月 30 日，他寫給紹伯的信件中，再次提到自己的健康：

最近我也想着要寫信給你，但結果還沒做到。你知是發生什麼事的。

首先，我必須對我們的圈子中的所有事而感到悲傷；除了我的健康狀況最後能回復以外（感謝主），其他事都糟得透頂。我們的圈子，一如所料，在你離開後就失去焦點⋯⋯^[5]

而從朋友間的之後書信，我們知道舒伯特當時病得挺猛烈，友人間的書信，經常提到是他的健康狀 況。貝多芬的侄子卡爾 (Karl van Beethoven)，也在自己的筆記本寫道：「他們都相當讚賞舒伯特， 但據講他自己隱藏了自己。」^[6]

活躍於社交、廣交朋友的舒伯特，因着身體的狀況而謝絕了所有的活動。即使我們不太認識舒伯特——總之就是「不是他的朋友」那種認識，我們大概也可以想像，一個如此愛交際的人，忽然因着身體狀況而改變生活習慣，是件何其痛苦的事。而且，以上信件，也透露了舒伯特身邊的朋友圈子，出了點異狀。
身體狀況的前景並不明朗，再加上珍而重之的朋友離離合合，令我們更多明白：

我所創造的，是基於我對音樂與我的悲傷的理解；而其中的悲傷所產生的，應該是為世上帶來 最少歡愉的事。

舒伯特的心，應該受了好一些苦。

今時今日，我們愛看朋友的 Instagram，偶像、明星以至大大小小意見領袖，Story 發千字文「放負」，總會吸引到好些目光和討論。譬如在 IG 上，女孩在獨照下寫一句：「有人說喜歡你，三五天就消失了，而有的人三五年不聯絡卻一直愛著你。這路遙馬急的人間誰又能在誰的心裡愛多久呢?」不知 怎的，這句說話竟在網絡上流竄。（註：筆者堅決否認讀到是因為我是某類雄性動物。）

既然這些未必知道名字的網紅的文字，也有過百人留言討論，追擊名人丈夫婚外情，當然會上報紙頭
條。

這些表面上是抒洩情感的私人訊息，來到了現代的網絡世界，不單大家都喜愛看，而且還會有討論和思考的價值。不論是網紅還是明星，知名度的大小，並沒有阻止身為旁觀者的我們，去窺見別人心中的隱私。這些以往避免透露的情感世界，漸漸成為人們娛樂的主綫。成功藝人現在所靠的，不是電視台、經理人努力維持的藝人形象，而是要他們的個人情感、反應甚至是立場，都得放在空氣下，讓人可以更立體地感受這些有情感、有血肉的人。

最近的媒體，熱鬧地討論着這種「造星現象」。但是，我總覺得這現象，只是人好奇心的自然結果。 因為這種對別人情感的好奇心，其實在研究歷史的時候，有跡可尋。

一句「沒有人能明白別人的痛苦或喜樂」，發在名人 IG 限動下的震撼力，大抵不比發現在舒伯特封 塵筆記本中震撼。甚麼事令到舒伯特的情緒如此起伏不定，甚麼事令他歇斯底里？他出了什麼樣的問題？

「哦，原來佢大病。」其中我們需要的，不是強大的史料還原。在我們還未討論他得了甚麼病、病得甚 麼程度之際，從之前片面的文字，我們大概已經會把這情感和他的遭遇連成一綫，讓人生的事件，與個人情感連上關係，而令我們覺得「舒伯特」這個人，更有血肉、更加立體。

而我們的好奇心，並不停止於此。

1824 年 3 月 31 日，舒伯特寫了一封很長的信，收件人是朋友庫帕爾維澤 (Leopold Kupelweiser)。信中寫道：

簡而言之，我是最世上最不幸的人。試想像一個人的健康不能回轉過來，他的沮喪令事情沒有 好轉而是更為糟糕；試想像一個人，我說，他最美麗的希望已經幻滅，他的愛情與友情除了痛楚以外，並無其他，他對世間所有美好事物的熱情(最低限度是具刺激性的)都被逼消失，我問你，他是不是一個可憐、絕望的人？

「平安離我而去，心情沉重悲鬱；我再也找不到它們了。」我現在每天都唱它一次，每天早上我只能記起昨天的憂愁。就是這樣，沒有喜樂、沒有朋友，我就如此渡日⋯⋯^[7]

這裏舒伯特引用了歌德的詩，也是他最早所寫的歌曲《紡車旁的格麗卿》(Gretchen am Spinnrade) 的其中一句歌詞。詩歌來自《浮士德》第十五場：浮士德得到邪靈梅菲斯托菲列斯 (Mephistopheles) 的幫助，變成英俊的男子後，遇到年輕的格麗卿，於是展開追求，而且透過梅菲斯托菲列斯佈上疑 陣來令計謀得逞。

格麗卿見過浮士德以後，亦被他吸引着。一天，她在家中踏着紡車忙碌，心思卻分了神往傾慕的男性身上。詩歌以女性的第一身，說自己心緒不寧。「平安離我而去，心情沉重悲鬱，我找不到平靜，再也找不到。」(Meine Ruh’ ist hin, Mein Herz ist schwer; Ich finde sie nimmer, Und nimmermeh.)

這封信的收件人是誰？雖然庫帕爾維澤的名字，在舒伯特的傳記中多番出現，但原來流傳下來舒伯特與他的通信，這是第一封。不過，庫帕爾維澤卻是舒伯特圈子中重要的一員。其中一個例子，是在一次「舒伯特之夜」(Schubertiade) 的聚會中，玩了一場派對遊戲。這個 party game 的場景，被庫 帕爾維澤畫成油畫，他把自己扮智慧之樹的形象也畫在裏頭。

可是，這封信卻被形容為舒伯特眾多信件中最重要的一封。^[8]舒伯特在其中透露了很多個人的問題：身體健康、朋友，是兩個主綫，還有後來的金錢、工作際遇等等。而更重要的，是因着信件的傳遞方式：這封信透過可靠的友人傳送，因而避過當時政府打開信件閱讀的政治審查，說話可以更為坦率。^[9]

舒伯特在信件的開頭，與他的作品連上關係。雖然寫《紡車旁的格麗卿》的時候，舒伯特大抵沒有想像過自己會如此陷入「平安離我而去，心情沉重悲鬱」的境況，但是當時的舒伯特，卻發現這首十年前着筆的音樂，忽然與十年後的生活，有深刻的共鳴。

而這音樂超越時間，能向後人說話，尋找人生共鳴的特性，當然不單舒伯特能感受到。我們一生中，也受着不同的音樂，與其中背後的故事，產生過深刻的共鳴，繼而讓我們沉迷、追尋和回味。

於是，我們對於舒伯特的好奇心，並不止停留在他那年發生甚麼事之上，而是發生這些事，對他的音樂產生了甚麼影響，繼而讓這些音樂，有着超脫時間的感知。我們認識舒伯特，大抵不是因為認識他是一位在維也納居住、彈琴了得而且有着迷人風範的嬉皮紳士，而是因着他強大、深刻描劃人性的音樂。這些被稱為「偉大」的創作，如果沒有了「音樂」與「人性」間的連結，我們的世界或許會崩潰，因為只有音樂沒有背後的人、或是只有追隨明星而沒有欣賞其藝術，兩者都是同樣的不可想
像。

但是，以「音樂」與「人性」去建構作品的「偉大」，單憑主人翁第一身的文字，足夠嗎?

在聽古典音樂的過程中，總會有人問：「這首音樂，要說些什麼呢?」名曲的創作背後，有着巨匠無比的心思。只是巨匠已逝，沒有辦法找他來問個所以；尋找他生前留下的筆跡，追查往日發生過的事、記載過的情感，再推測偉大名著誕生的緣由。

舒伯特 1824 年後的作品，像是蒙了灰一樣：整個旅程白雪蒼茫的《冬之旅》、在生命最後唱最美的歌的《天鵝之歌》，對於只有二十五歲的少年人來說，總是有點悲觀過頭。於是，音樂學家追查着 1824 年的重要事。

作曲家私下放負、與他人的信件，讓我們從狹縫中，看見一絲這些人背後的心思。只是，單憑這道狹 縫，我們對於作曲家人生的理解，極其量也只是穿鑿附會。

舒伯特得了什麼病，本質上是一場辯論。音樂學家找回大量生平事跡，併合古病理學家的推敲，大家嘗試推論最有可能是什麼病。是的，十九世紀的醫學相對發達，但其時講求實證的科學，還未到可以完整斷定疾病的年代。例如，前文提及 1823 年寫紹伯的信件中，提到「我忙碌地與雪弗來往」。雪弗 (August von Schäffer) 就是他的醫生，但是醫生診斷的紀錄，當然已經不存在。現在傳記說他當時得到的，應該是「二期梅毒」，不能說是診斷，而只是推敲。^[10]

他的友人圈子出了什麼事，音樂學家雖然理順了不少頭緒，但是卻只是一幅複雜的人際關係圖。^[11]

而正如庫帕爾維澤信件傳遞的方法中隱約提到，當時奧地利政府的審查漸漸緊張，這也令舒伯特朋友圈子帶來不穩：友人中，既有開放而敢言的知識分子，也有為政治效力的公務員，大家雖是喜愛藝術和追隨相近的理想，但活在現實下卻又有不同的身份。^[12] 這種形勢，在好幾年前還難以向香港 的讀者說明；現在我倒覺得容易一點了。我相信「我總是想像我們是共同進退，原來我們只是兩個各自走相同的路」這一類的感嘆，這年頭真的不缺。

所以，我們隱約覺得，1824 年以後的作品，緊扣了在這「危機年代」所發生的人和事，但是，即使我 們不是單從這小小的文字來推敲人生，甚至有着以上三條脈絡的全觀，極其量也只是將這門縫推開一點：我們能夠把往事重整，繼而與作品的意涵連上關係，但探索作品與創作人為何偉大的過程中，我們總是欠缺了其中最重要的一環。

就是作曲家如何想。

可是，創作者已逝；而且，我們總不會知道他想什麼。即使他現在在生，我們也未必知道他真正所想是什麼。

正如我們每日拉動 IG，我們只能猜測，甚至是好奇這些人究竟在想什麼。但是，這裏永遠存在的是一道個人思想的牆，除了自己以外，沒有人真正知道他在想什麼。

對於作曲家人生的好奇，與感嘆他們的創作的深刻，是雙綫並行的軌道。但是，這條軌道能否通往我們所認知的「偉大」，我認為是不必然的。

因為，我們只能客觀知道某些史實；我們也只能主觀地被這些偉大作品征服過。但是，我們卻沒有辦法去量度、去猜想為何他們的創作者，能寫下這些偉大的、穿越時空的佳作。

可是，我們從自己身處的時空，卻可以感受更多以逝時光的種種。舒伯特沒有發限動、他沒有寫千字文放負，但是他血肉之軀所經歷的人和事，卻與我們所處的時間互相呼應。他不是已經逝去的人，而是活生生地存活在書本、文字、音樂的世界內。而我們身邊，一直活着、一直努力着的創作者，亦在孜孜不倦地創作可能超越時空、成為偉大的音樂。他們的音樂，或許會感動十年後的我們，又或者會撼動一個世紀後的聽眾。

而我們一直欠缺的，就是怎樣理解身處在我們時空的創作者的心路歷程。回望以往，或許會讓我們有多一點洞悉的能力，欣賞那些即將成為偉大的創作和它們的創作者。

文章 2022 年 10 月出版於  TEN CHAMBERS OF SOLITUDE 十室久空 音樂文集（購書連結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