蕭斯達高維契:狹隙間迴盪的自由之聲
蕭斯達高維契為歷史留有十五首交響曲、十五首弦樂四重奏,還有大量嚴肅、詼諧、澎湃與深刻的音樂,讓後人好好解讀來自一個活在壓迫下的靈魂,如何默默地在狹縫中向世界高呼。
1937 年 11 月 21 日,只有 34 歲的指揮莫拿雲斯基 (Yevgeny Mravinsky) 指揮首演蕭斯達高維契第五交響曲,獲得空前成功;觀眾起立鼓掌歡迎,掌聲瘋狂熾熱。在首演前,莫拿雲斯基已明瞭這將是歷史重任,尤其對於蕭斯達高維契極為重要。他的準備功夫仔細嚴謹,常找來作曲家討論作品應如何演繹。
莫拿雲斯基沒料到自己得用非一般的手段,去尋找第五交響曲的意義。「我頻密地打擾作曲家,但我卻沒法從他口中套出任何提示。」
蕭斯達高維契 (Dmitri Shostakovich) 1906 年生於聖彼得堡,性格文靜而且內向。雖然他自小對音樂有興趣,但卻不願意學習鋼琴,直至九歲時母親才能成功說服他,自此即愛上彈琴。他的鋼琴技巧進步神速,據稱兩年後已經可以彈完整部巴赫的《十二平均律鍵盤曲集》(The Well-tempered Clavier)。
1919 年他入讀聖彼得堡音樂學院。學院的保守傳統沒有為蕭斯達高維契帶來學習上的阻礙,畢竟他不像浦羅歌菲夫般反叛成性。但是,他卻在同學間吸收了學院沒有教授的當代音樂知識,並且對德國當前的音樂風氣產生興趣。
可是,1922 年他的父親因肺炎逝世,而他的身體向來不好,曾經多次休學,到烏克蘭的療養院休養。於是,他的家境開始困難起來。為增加收入,姊姊開始要為人授琴,母親也要兼職文員工作。畢業後的蕭斯達高維契,不時要為電影作現場鋼琴伴奏,以賺取外快;後來他更寫起電影音樂。雖然娛樂大眾,並不一定是作曲家最想做的工作,但這些工作卻為他帶來可觀收入。
1925 年,蕭斯達高維契將於音樂學院畢業,他的作曲課習作,是要寫一首交響曲。這時,他認識了愛好音樂,將來給他經濟資助和人事幫助的軍官圖哈切夫斯基 (Mikhail Tukhachevsky),透過他又認識了音樂學家齊里耶夫 (Nikolai Zhilyayev),為他的第一交響曲提供意見。
1926 年 5 月 12 日,第一交響曲在列寧格勒的愛樂廳首演,憑著成熟的配器與謹慎的結構,立即贏得觀眾熱愛。樂團得立即把諧謔曲加奏一遍。
蕭斯達高維契將在以後都紀念這成功的一夜。那時,他只有 19 歲。
列寧 (Vladimir Lenin) 1917 年輾轉回到聖彼得堡之時,首都已經改稱為彼得格勒 (Petrograd)。後來這城市以他命名。他由芬蘭乘坐最後一班火車回到俄羅斯,下車時向因着糧食短缺而罷工的市民,發表了一篇重要演說,呼籲市民抵制臨時政府,發動社會主義改革。年紀尚小的蕭斯達高維契,當時就在火車站附近他就讀的學校,見證這歷史時刻。
經歷世界大戰、布爾什維克革命與內戰,新成立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已經疲憊不堪。學院經費大減,學生也得自行找工作,不能靠獎學金等維持生計。
蕭斯達高維契的交響曲獲得肯定後,在音樂學院繼續進修。不過,這時他卻認真地想過當鋼琴家。1927 年,他甚至被國家選為代表,出席波蘭舉行的第一屆國際蕭邦鋼琴大賽,更曾一度擠身至決賽之內。雖然他的好友最終勝出,但他卻無緣獲獎。一方面他歸疚自己盲腸炎痛楚,但卻同時向家人投訴全波蘭裔的評判偏幫波蘭人;如果頭三名都是俄羅斯人,他們會顏面無存。
自此,他放棄了成為鋼琴獨奏家的想法。
之後的幾年,他創作了不少戲劇作品,有芭蕾舞音樂、電影配樂,甚至為荒誕的雜劇譜曲。這些音樂,不少都輕佻有趣,畢竟這些都是面向大眾的作品,口味自然得俗氣一點。
雖然他不大喜歡創作這些戲劇作品,甚至公開宣言抵制這些不尊重創作的劇院,他卻一直心想寫一部歌劇。他的計劃,是以列斯科夫 (Nikolai Leskov) 的《莫桑斯克的馬克白夫人》(Lady Macbeth of Mtsensk District) 為劇本,描寫沙皇時代鄉間婦女受盡欺凌的生活。他甚至希望把這歌劇發展成像《指環》般的四部曲:第一部是歌頌反抗專制外父的「馬克白夫人」,就如《萊茵的黃金》(Rheingold) 是個革命前的序章;第二部是帶領革命的女英雄;第三部關於蕭斯達高維契時代的女性;最後就是蘇維埃時代投身工業、推動革命的領袖。
《莫桑斯克的馬克白夫人》首演獲得比第一交響曲更大的成功。1934 年首演後的兩年間,歌劇演出了 177 場,幾乎場場爆滿。其音樂情緒異常洶湧,勾劃出的人物生動跳脫,歌劇中更有幾場交歡戲碼,音樂更是特別露骨。獨守空房的「馬克白夫人」卡塔里娜 (Katerina) 與陌生男子鮑里斯 (Boris) 一夜激情過後,殺了橫蠻不可理喻的外父。後來鮑里斯殺了卡塔里娜的丈夫,兩人嚮往一起自由的日子終於來臨。不料殺人之事東窗事發,兩人同被送牢。獄中情人原形畢露,鮑里斯埋怨激情女子帶來厄運,最後調戲其他女囚,卡塔里娜將女囚推進冰冷的河水,自己亦同歸於盡。
雖然首演成功,蕭斯達高維契卻沒有續寫蘇維埃《指環》。這也是蕭斯達高維契最後一部歌劇。
1934 年 12 月 1 日,受人愛戴的革命領袖基洛夫 (Sergey Kirov) 被殺。史泰林 (Joseph Stalin) 開展了一輪又一輪的清算,出師之名是尋找刺殺基洛夫的兇手與去除陰謀內的共犯,實際上是他鞏固權力的重要一步。基洛夫的開明取態與受歡迎程度,都成了史泰林的忌諱。今時今日,基洛夫真正被殺的原因,仍是一個謎。
不過,蘇聯的政治氣氛卻日益肅殺。
1936 年 1 月 28 日,也是剛過歌劇《莫桑斯克的馬克白夫人》首演兩年後不久,執政政府的喉舌《真理報》(Pravda) 刊登了一篇題為《混亂取代音樂》的不具名文章,強烈批評蕭斯達高維契的歌劇音樂很難欣賞。「由第一分鐘開始,觀眾就被不協和、令人困惑的聲音驚嚇……要跟隨這些『音樂』相當困難;要把它記得,就根本沒可能。」
但文章的最後,慢慢道出要旨:「作曲家明顯地忘記了蘇維埃觀眾期待着什麼樣的音樂。他就是刻意地亂填音符,製造混亂來掩飾已經墮落的『形式主義』。他對蘇維埃文化中摒棄粗俗與殘暴的訴求置諸不理……《馬克白夫人》的成功,正是迎合階級主義的觀眾。他們豈不都是稱讚這歌劇不含政治?豈不是因這些神經質的音樂討好了階級主義者墮落的口味?」
蕭斯達高維契的音樂,幾乎立即就被全面禁演。他的工作與崗位,全都被辭退。他收藏所有有關的報刊文章,不足一個月,批鬥他的剪報已經完全貼滿了七十八頁厚的記事本。他沒有任何工作,就連創作都沒辦法。
雖然,有不少人嘗試為他說好話。他也嘗試尋找途徑,直接與史泰林會面。蘇聯文學的始創人高爾基 (Maxim Gorky) 向史泰林進書:「蕭斯達高維契十分年輕,只是二十五歲而已,而且聰明絕頂。《真理報》的文章就像磚瓦砸頭一般,他完全崩潰了……什麼『混亂』?這『混亂』包含什麼?……《真理報》的文章就是容讓大量無才的人去攻擊蕭斯達高維契。」
蕭斯達高維契甚至守候在電話旁,冀盼史泰林或其官員來電。
可是,他等到的只有恐懼。1937 年 5 月,身為蘇聯第一副總參謀長、身經百戰的圖哈切夫斯基被捕,然後以賣國罪名被處決。而蕭斯達高維契的老師齊里耶夫,也是圖哈切夫斯基好友,不久便告失蹤。蕭斯達高維契也被秘密警察帶到總部盤問,懷疑他與暗殺史泰林的陰謀有關。
幸運地,他沒有被入罪。只是,他將一直活在恐懼之中。接下來的兩年時間,他完全沒有工作,即使他完成了第四交響曲,也在最後關頭被取消首演。
齊里耶夫失蹤前不久,看過蕭斯達高維契第五交響曲的草稿,更認為這是天才之作。這交響曲是蕭斯達高維契經歷整頓後全新的聲音。
可是,蕭斯達高維契卻完全不願意透露樂曲的用意,甚至連指揮莫拿雲斯基也無法問到任何技術性問題。莫拿雲斯基只好耍些小手段,來撬開作曲家緊閉的嘴巴:有一次他在作曲家面前,刻意把音樂彈得特別快,就是與樂譜的指示大相逕庭。作曲家最終忍不住,說那不是正確的速度。於是,莫拿雲斯基才有機會知道作曲家究竟想音樂應如何演奏。
首演的成功,似是解封了蕭斯達高維契的禁演限制。但是,以後究竟要如何創作,卻是無從稽考。究竟什麼是音樂的「形式主義」?如何避免觸動當權者的神經?就像踏鋼線一樣,每行一步都有粉身碎骨的危險。
1941 年 9 月,納粹德軍開始轟炸列寧格勒,蕭斯達高維契成為人民抵抗外敵的代表人物之一。10 月的第一天,他被轍離到莫斯科,後來到更內陸的地方,身上只攜有少量財物,和幾份他珍藏着的手稿,其中包括歌劇《馬克白夫人》和第七交響曲的草稿。第七交響曲將被稱為《列寧格勒交響曲》,是蕭斯達高維契鼓舞戰時人心的作品。
戰時的蕭斯達高維契,已在世界享有盛名。第七交響曲完成的消息一經傳出後,英美兩地的指揮家爭相演出,爭奪蘇聯以外首演的先機。半年間,交響曲在倫敦與美國相繼演出。交響曲由平靜的弦樂開始,寧靜的環境卻被步步進逼的軍隊中斷,軍鼓不斷的節奏,伴隨着漸漸變得震耳欲聾的銅管樂合奏。交響曲雖在戰時首演,樂隊卻是相當龐大,篇幅也相當長。經歷過回憶往事與顧戀國土的音樂後,最後是描寫最終勝利的凱旋之聲。交響曲的首演,被廣播至列寧格勒市以鼓舞士氣,更要向着敵軍廣播。「我將這音樂獻給對抗法西斯的人,獻予我們即將而來的勝利,也獻予我所出生的列寧格勒。」
列寧格勒將被圍城斷水斷糧九百天,超過一百萬軍民喪生。雖然戰敗的是德軍,蘇聯人民獲得的,只是慘勝。
戰爭結束,隨之而來的是對文化上加強控制。1948 年「譴責一切音樂上的形式主義」,令浦羅歌菲夫崩潰。蕭斯達高維契也是受害者,但是他已經歷過最糟糕的打壓。這次批鬥,他找到方法排解。他專注於創作小型的作品,將大型的作品按下不表。他甚至撰文自我批評一番。
在浦羅歌菲夫逝世的同一天,史泰林逝世。恐怖的日子似乎過去,但對藝術家的打擊已然造成。怎樣在極權統治下,尋找自己的聲音?不少人已經選擇放棄,追隨領導人的意思;也有不少人在不明不白的情況下失蹤,甚至喪失生命。
蕭斯達高維契一直維持着小心的平衡。一方面,他緊隨黨與國家的路綫,尋求人民需要、也就是對國家有益有建設的音樂。另一方面,他卻在尋找自己的聲音。雖然這聲音是什麼,沒有人能說得準。他的音樂,全都是為國家與人民服務,所以他對自己音樂的解說,從來都小心翼翼。任何關於自己個人的想法與取態,都有機會被政府甚或敵人拿來大造文章。
活在恐懼底下的人,保命的方法,就是噤若寒蟬。
可幸的是,蕭斯達高維契沒有放棄創作音樂。我們只是沒有明確的辦法從他的想法去解讀他的作品。第八弦樂四重奏寫於 1960 年,那時他正準備為轟炸萊比錫的電影作配樂。看過電影後,他完全無法創作。不是因為萊比錫當年遭盟軍猛烈空襲的慘烈與其破壞的徹底,而是他忽然想起了自己。「結果我寫了一首沒有人需要的、失敗的樂曲。我心想,如果有一天我死了,應該沒有人會作曲紀念我。那我就寫一首給自己吧。」
整首作品歷時三天完成。音樂開首似是深深沉思,並以代表他自己姓名縮寫的四音符開始。然後在往後的樂章中,回首自己與他歷盡起跌的舊作:讓他起步的第一交響曲、最成功但又幾乎令他喪命的歌劇、讓他再次抬頭的第五交響曲等等。音樂最後回到開首的深淵,無力地消散結束。再加上當時他的身體開始衰敗,回首一生起跌,似乎無可厚非。
可是,他公開對這作品的解說,是因着聽過萊比錫倖存者轟炸的恐怖,而心生創作的念頭。「我將這作品獻給戰爭與法西斯主義的受害者。」
哪種解讀才是真實?若然沒有人留下公開聲明外的片語隻語,我們怎樣才能知道音樂真意?那些說話,又是不是真的是作曲家的想法,還是友人為傳奇人物留下切合他們的傳奇故事?
最後,一切只能回到音樂。既然言語早到盡頭,蕭斯達高維契就是不希望討論音樂背後的個人意義。那就只好讓音樂在盡頭之處開展。
1960 年,蕭斯達高維契正式加入共產黨。他的友人感到驚奇,因為他一直也是黨的喉舌,經常為黨背書,讓國家以他的名義出版聲明,是國家的模範;友人沒有懷疑過他不是黨員,那只不過是身份而已。
入黨之時,他完成的,正是深沉的第八弦樂四重奏。這首悲痛欲絕的作品,似乎總結了蕭斯達高維契自我矛盾的一生。
往後,他成為作曲家聯盟的秘書長,身任政府機關的要職。他仍繼續創作,偶然還會挑戰建制與創作自由的底綫,但最後於 1975 年以「共產黨忠心的兒子」的身份去世。
政府發的訃聞,沒有提及蕭斯達高維契一生的重要作品與他在音樂上的成就,只有他作為藝術家與市民為蘇維埃與社會主義的貢獻。他自幼體弱多病,性格溫和,最後仍能屹立於亂世。他為歷史留有十五首交響曲、十五首弦樂四重奏,還有大量嚴肅、詼諧、澎湃與深刻的音樂,讓後人好好解讀來自一個活在壓迫下的靈魂,如何默默地在狹縫中向世界高呼。
此文章為 「音樂遊蹤」講座系列:俄羅斯站 之專題文章。講座日期為 2015 年 7 月 29 日。